我們曾以為自由不會消失：從《1984》《惡魔教室》《V怪客》看那些還沒被記住的警示/ We Thought Freedom Would Never Leave Us: Lessons from 1984, The Wave and V for Vendetta

當行為被正當化、對錯成為言論中的主流共識，從電影、文學、公民社會到網路聲音，我們越需要重申記憶、抗議與警示的文化價值。

猶太作家 Elie Wiesel 在 1986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曾說：「遺忘死者，無異於將他們再殺一次。」

作家 Elie Wiesel

我們曾以為自由是當然的，但實際上，自由是需要一次次被選擇的。 第一次，是我們願意記得。 第二次，是我們願意說出來。 第三次，是我們願意不容易被改變。

有人說，世界沒有太多變化，只是故事的語言、劇本更換了套裝。但當今天的關鍵詞是「美化」、「純粹」、「製造分裂」，當擁有認同約已成為政治平穩之必備，我們真能穩穩當當地說：「這舊劇本與我無關」嗎？

《惡魔教室》（The Wave）電影海報

當行為被正當化，反抗反而被看成附和者

2008 年上映的德國電影《惡魔教室》（The Wave）改編自美國真實歷史事件，講述一名教師為了說明極權主義如何形成，發起模擬課程，結果卻讓學生一步步走向服從與壓制的集體狀態。

《惡魔教室》提出的疑問是：一個學生群體真的會因為制度主導而出現武裝意識、產生階級歸屬嗎？答案是：會。

但這不總是很遠的故事，而是讓人想起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。曾有一個時代，劇本不能有「紅色意識」，節目不能點名錯誤政策，連藝術節都可以因為擺放無影響的白色人像而被驅離現場。

當有人總是善意地說：「現在不是那個時代了」的時候，別忘了，此時此刻，也總有人被控制系統判定為「篩選性被看見者」。

此外，像《夢的親人》這樣直視白色恐怖的家族紀錄片、《不接地溫柔》用女性身體經驗述說政治壓抑、《沒有阿傑》描繪酷兒的哀悼與被遺忘。當這些創作成為藝術主題，就會有人質疑：「你這不是在幫政府擦脂抹粉嗎？」。可是，反抗不等於附和，把「別的聲音」拿來對沖「有意見」，這比「貼標籤分化」更深層。

當反抗變得可被展示、可被稱許，它就開始失去刺痛的力道。真正試圖挑戰系統邏輯的人，反而容易被說成「在體制內耍帥」、「想紅」，甚至被指責為另一個權力陣營的表演者。

就像當下，有人將民間運動這樣的自發集結描繪為特定政黨的附庸，將原本來自公民社會的聲音，轉化為另一種體制話語的延伸。這不是理解異議，而是削弱異議的存在，把反抗重新寫入可控的敘事框架中。

《1984》封面

當全球網路流行同一個語彙，想不同卻要承擔大量強烈的罵名

《1984》中，Winston 寫道：「自由，就是說出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。只要這點被承認，其他一切才有可能。」

當記錄的筆桿變成網路的挖洞者，當 TikTok 上大量一致經營「對美權沒有意見」、「兩岸一體」、「全球化觀的音樂意識」時，你還以為自己是在觀看「民間創作」嗎？

當一個 KOL 因為失言或言語不當，被連續謾罵、特徵揭露、被推上輿論火線，你是不是開始變得不敢說出來了？

有網友說：「當一大堆人都在說『別再吵了』的時候，最需要被讀出聲音的，是不在場的那些人。」

（左）《落日殺神》/ （右）《美麗人生》

當自由不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

《落日殺神》與《美麗人生》這些觀看經驗永恆不同。前者揭露了系統裡的「正常人」，如何為了維持秩序而消耗人性；後者則在最絕望之地依舊保有笑容與家庭的人。

今天的我們，不也在一個開始有人說出「為了國家好」、「可不可以就純粹做藝術」的時代嗎？

《V怪客》中，V 對政權說：「這面具底下，不只是血肉，而是一個想法。想法，是無法被子彈殺死的。」

《Ｖ怪客》劇照

當你還有選擇的時候，請記得。自由不是證明自己讓事情靜下來，而是有勇氣在靜下來的時候，還願意說出「我不同意」。

歷史從來不是過去的事，而是正以另一種樣貌在進行中。我們正在面對的輿論審查、文化統戰、對媒體的質疑與操控，並不是偶然。就像《惡魔教室》裡學生們並未察覺自己正被操控，《V怪客》中的人民也以為生活只是正常延續；獨裁的恐怖就在於，它不再需要以鐵血出現，而是悄悄讓人習慣服從。

有人說，戰爭正在另一種形式中發生，資訊戰、文化戰、語言的攻防，早已成為對主體性的全面挑戰。當我們討論「是不是太敏感」、「是不是應該退讓」的時候，或許真正該問的是：我們是否還記得自己是誰。

當我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「太敏感」，也許該先問：「我是不是已經習慣了沉默？」